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
柯丹青指出：由于村干部外流进入私营经济领域或进入经济集中地区，这一级机构在人事上和组织上不断遭到削弱。支持农村选举的人认为，要恢复农村基层组织的活力，首先必须更换村干部。这些支持者说，许多有头脑、有见识的村民不愿当村干部，都去抓经济、赚钱去了，剩下来填补村级组织的人，是那些一心想得几个活钱而头脑又不够灵活的人。农村中广泛流传这样的一种说法：“最好的去读书，一般的外出做生意，最差的才呆在家里当支书。”河南省委党校的一份研究报告印证了上面的顺口溜：“有点才能的人，没一个想当村干部，尤其不想当村支书。”34舒伯特（Gunter
Schubert
）指出：“在那些外出打工者众的村庄，村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的竞争性呈下降趋势，理由很显然：村庄的综合经济能力越是依赖于外部经济，村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也就越低。”35党国英说：农村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人口变动对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普遍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将迁居万人左右以上的小城镇和大中城市，传统村落将逐步收缩为小的农场主居民点。这个过程在总体上将相当漫长，但局部变化已经在发生；只要出现这种变化，传统村落的民主自治制度就将失去意义，民主选举就必须扩大到小城镇。36显然，在村庄本身面临青壮年外流、土地荒芜、居住区萎缩、行政建制合并，几亿农民将要永远脱离乡村进入城镇时，村民自治最多也不过是扮演一个殿后的角色，根本不要设想它会一锤定音，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起到开创性的作用。
2.从政治改革系统思维的角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理论界和政界人士对于政治改革的观念可以说是“与时俱进”，跨越了三个阶段。1978—1985年是第一阶段，政治改革的主题词是废除终身制、干部“四化”、权力下放、直接民主、社会自治；1986—1991年是第二阶段，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建立“小政府”，建立公务员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1992年以后是第三阶段，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市场化与民主化的相互促进，建立与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相配套的宪政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
根据以上划分，村民自治可以说是第一阶段政治改革观念遗留下来的一块活“化石”。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理论对中国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这从当时领导人的讲话和文件中不难看出。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致词中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今后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37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根据这些讲话与决议的精神，各地纷纷进行了工人选举车间主任、科员选举科长、农民选举村委会主任的试验。此后，当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基层自治与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等第二阶段的政治改革思路无法吻合时，工人选举车间主任、科员选举科长等举措就被抛弃了，而村民自治却由于种种原因侥幸保存了下来。
⑴政企分开与村民自治
1949年以后，中国形成了全能主义的总体性社会或者说单位社会。单位把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能集于一身，成为有效控制每一个人的社会细胞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的单位逐渐把政治和社会功能剥离出去，使企业和政府分开、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分开。然而，村民自治组织却迄今依旧是农村中的单位。
1984年的中央1号文件规定：“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有关文件指出，目前“在村一级，有的单位设合作组织，有的则由村民委员会将村合作与村自治结合为一体”。38从实际的演变来看，大多数村都是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交叉任职。这导致两个方面的结果：在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其功能完全由村民委员会承担，重新回复到“政经不分，以政代企”的状态。另一方面，在一些经济发达地方的农村，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都在村办公司和企业就业，村办公司和企业代行了村民委员会的职责，后者实际上成了前者的一个科室机构。秦晖说：“在东南诸省市场经济发达的富裕农村，这些年来许多地方村政的演变不是表现为‘民选村官’，而是表现为村企合一、企业‘吃掉’村级组织、‘村子公司化、支书老板化’，‘庄主经济’演变为‘庄主政治’。而企业的‘一长制’则演变为社区的‘一主制’。如果不考虑大共同体本位体制的解构问题，这样的演进就几乎是一种‘反动’的现代领主制。而像‘禹作敏现象’这类‘庄主制’之弊也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批评。”39政经合一、政企合一、社区所有的村民自治制度，一方面使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不能将自己的所有者权益转手变现，阻碍了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另一方面又使在村办企业长期打工的外地人不能在居住地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等项公民权利。这种单位制度的孑遗，与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总体目标完全是南辕北辙。笔者在《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提出明确划分村政与村社，将村民委员会改称村社委员会，与村公所各司其职，已经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村民自治理论的主要辩护人徐勇教授最近提出：“乡镇可根据需要选聘村干事，由乡镇支付报酬，从事乡镇委托的工作。由此将一部分地方选聘‘村官’合法化”。40这可以被认为是对本来意义上的村民自治的一种重大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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