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的主题、主要线索和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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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的第四部分，集中地表现了夏四奶奶和华大妈的精神面貌。夏四奶奶不仅不理解儿子牺牲的意义，而且受着传统和舆论的束缚反觉得“羞愧”。对于儿子坟头上的“花环”，她也全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想来想去，也 只能按照传统的思路附会到鬼神迷信上去。她说：“这花没有根，不象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结论是：儿子“今天特意显点灵”来给她知道的。而华大妈，则一不知夏四奶奶的儿子为何而死，二不知自己的儿子吃下的“药”，正是这位革命者的血。至于认识对方的儿子是为统治者的钢刀而杀，自己的孩子死于软刀，对她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事。

鲁迅不仅展现了华老栓、华大妈和夏四奶奶的麻木和愚弱，而且将“花 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一类的“暴君治下的臣民”聚集在茶馆里，揭示了他们的灵魂。这些茶客，不是清王朝的官吏，不是革命的敌人，却众口一声地大骂夏瑜是“发疯”。这就从政治上深刻地揭示了他们对于“精神的战士”的那种本不应有却又普遍存在的敌视态度，也从思想上深刻地揭示了庸众的思想认识距离革命是何等遥远！

这就是《药》里所描绘的群众的精神风貌：他们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对于革命者，在其生前，有的殴打，有的咒骂；在其死后，又买他的血当“药”吃。革命者孤寂地葬在荒野，孩子不敢去玩，亲戚本家更怕株连，惟有孤独的老母亲前来上坟，但竟连她也感到“羞愧”……

恩格斯在论到法德农民问题时曾经指出：“广大居民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但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⑤难道华老栓一类的居民不也正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一种支柱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表现在《药》里的社会黑暗和色调灰暗，就不仅从清王朝的残暴统治方面反映出来，也不仅从康大叔、夏三爷等人物的身上反映出来，而且也从华老栓和以他为代表的那些愚昧而麻木的居民的身上反映了出来。

由此可见，《药》的明线是描写群众愚昧；其暗线歌颂了革命者的献身。用人血馒头将明暗两条线索连结起来，就更加突出了群众的愚昧，但却又使献身的革命者感到了一种难以忍耐的悲哀和孤寂。作者所揭示的不是夏瑜有什么错误和缺点，而是群众身上的弱点。并且不是一般的揭示，而是把这种弱点和革命、革命者联结起来，更加深刻地加以揭示。诚然夏瑜是孤寂和悲哀的，但作者并没有剖析他这孤寂和悲哀的主观原因，比如“脱离群众”之类，而是着重在揭示造成这种悲哀和孤寂的客观原因。就在剖析客观原因的时候，作者也不是着重在揭示反动统治者的凶残和狡猾，而是侧重描绘群众的麻木和愚昧。这就是说，革命者的悲哀和孤寂是因为深味了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之故。鲁迅曾经与友人谈及这篇作品，他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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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⑥我们认为鲁迅的这一段话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如果需要我们做出概括的话，《药》的主题就是：群众现在还很愚昧，他们对于革命本是迫切需要的，然而他们却毫不觉悟，甚至敌视革命。要革命，就必须用科学的、民主的思想，把他们从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否则，革命的成功就没有希望。

《药》，尽管还表现着鲁迅对群众力量的估计不足，但他所描写的人物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大量的真实存在。他是从革命和群众关系的高度来提出问题，启人深思的。他虽然还不知道应当怎样正确地去解决这一问题，但提出问题的本身也就意味着在号召，在催促革命者来解决这一问题。“疑问的解决就包含在疑问的正确的提出”⑦，鲁迅深刻地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正说明他在探求着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答案。

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药》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者“脱离群众”，不去“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甚至“害怕群众”，以及“以救世主自居的英雄史观”的看法。这首先是因为它不符合作家的思想实际。试问：当作者本人在革命与群众关系问题上还存在着唯心史观局限的情况下，当他自己还在提倡以“个人的自大”来对庸众宣战的时候，他难道会去批判夏瑜的“脱离群众“和“英雄史观”吗？在中外文学史上，又有那个世界观还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作家，居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出过一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名著？没有。

其次，这种见解也背离了作品的实际，因为对于夏瑜，作者并无批判。有人说：夏瑜在狱中劝牢头造反，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是他脱离群众的表现。这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可以强词夺理的话，这句话不是正好可以说成是在宣传和发动群众吗？（当然，作者并无此意）还有人说：阿义打夏瑜嘴巴，夏瑜说他“可怜可怜”，这正是他“以救世主自居的英雄史观”的表现。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主观的臆断。因为这一细节所表现的革命者对于庸众的一种哀怜的态度，不过是哀其愚弱，怜其麻木而已。如果说这里表现了夏瑜自以为“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的某种优越感，那么作者对此，也不是批判而是赞赏，他所要批评的只是阿义的愚昧和由此而导致的凶狠。由此可见，这种既脱离作家思想状况又背离作品实际的论断，不仅在理论上是荒唐的，在事实上也是全无根据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不能同意那种由此而来的推论。即认为《药》的主题是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和“解决资产阶级革命家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等说法。鲁迅是辛亥革命的过来人，阿Q被杀前游街的时候，路旁不就有“马蚁似的”人群来围观和鉴赏吗？这类革命党人被杀和群众的愚昧和麻木，他自然不仅耳闻，也曾目睹。如果说《药》的主题，包括了他这一时期的生活感受那当然是对的。但是，假如认为“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药》的主题或主题的一个部分，那就未必正确。《药》的取材、故事情节和辛亥革命并无直接关系，因而这种意见便未免使人感到大而化之。且不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革命党人的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而是由于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所致。即使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鲁迅当时是否已经有了这种认识呢？显然还没有。至于说《药》的创作是旨在“解决资产阶级革命家如何正确对待群众”，那就更是无稽之谈。试问，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也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资产阶级可曾有一天正确地对待过群众吗？人们可以对它有此厚望吗？而且连鲁迅自己当时也未能正确对待群众，他竟然可能为自己的作品立下这样的宗旨和主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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