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浙江税收考察报告
2、块状经济，激活产业。尽管就单个企业而言，浙江企业普遍较小，但由众多中小企业构成的专业化产业群却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如绍兴的纺织产业群、义乌日用小商品产业群、诸暨大唐的袜业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慈溪的小家电、乐清的低压电器等。20xx年，浙江拥有超亿元的块状经济达519个，其中10—50亿元的区块为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为26个，超100亿元的区块有3个，形成了最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产业基础。在浙江省17个经济强县(市)中，具有相当规模和竞争实力的各类特色产业区块共有33处，涉及近百个行业和几万家企业，逐步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高回报”和“小资本大集聚”的区域特色产业。特色块状经济占这些县(市)工业经济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目前，浙江有232种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的产品有160种。
3、民营资本，投资灵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中个人或家庭是企业的主要创办者和投资者，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主导性推动力来自民间，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靠区域内部积累，是一种典型的内源性民间资本推动发展经济的模式。相对来讲，民间资本投资灵活，责任清晰，参与意识强，高度市场化，潜力巨大。20xx年末浙江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少于江苏456.35亿元，但贷款余额却超过江苏378.23亿元，存贷差比江苏省834.58亿元，银行资金运用效益好于江苏。浙江中长期贷款超过江苏36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占30%，而江苏只有16%。1998—20xx年浙江金融机构存贷款分别年均增长21.6%和21.3%基本持平，而江苏存款增速要比贷款高2.8个百分点。可见，浙江银行较之江苏更大程度地满足了本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对激活民营经济发挥了更大作用。
20xx年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51.4%，比江苏高6.5个百分点，其中个私经济增加值所占比重为43.5%，高于江苏16.8个百分点。企业性质的差异，带来其对税收贡献的不同，20xx年浙江内资非公有经济提供的税收比江苏多101.67亿元，占整个税收的比重也比江苏高10.9个百分点。
(二)在需求领域，投资消费，双轮驱动
从GDP支出法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是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拉动的。在省内需求中，受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政府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不断扩张，占GDP的份额也在增大；而居民消费和存货增加在GDP中的份额有减少的趋势。1997—20xx年间浙江这种变化比江苏更为明显。从增速看，浙江政府消费年均高于江苏8.2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居民消费分别年均高2.2个和2个百分点以上，存货增加浙江年均下降16.9%，江苏仍在上升。从比重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政府消费浙江比江苏提升得快，居民消费下降得慢，存货增加降幅大。说明浙江在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政府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
(三)在分配领域，以人为本，效率优先
浙江注重“以人为本”，在充分尊重人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关系，兼顾个人、集体和社会三者利益，使得个人、集体和国家实现“三赢”。20xx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为11716元和4940元，与1997年相比年均分别增长9.7%和6%，而江苏居民收入分别只有8178元和3996元，年均增长7.2%和4.1%，江苏不仅绝对额远低于浙江，增幅也不及浙江，差距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两省个人所得税差距呈扩大趋势。浙江个人所得税由1997年低于江苏2.12亿元，到20xx年高于江苏6.32亿元；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长35.6%，江苏为28.7%。江苏人口7381万人，浙江4667万人，主要就是江苏人均收入比浙江低，收入差距直接影响个人所得
www.xuehuiba.com 税税基，进而影响整体个人所得税收入。浙江在顾及个人利益同时，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降低企业成本，政府也灵活利用政策加大对企业的亏损补贴，增加财政贴息支出，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增强企业活力，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不及江苏，但企业盈利却好于江苏。20xx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只有江苏的63.7%，但其创造的利润却是江苏的11倍，而利润总额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所得税的高低。
(四)在政策方面，浙江思想解放，大胆创新。
经济是税收的基础，政策是税收增收的保证。浙江不拘泥于国家现行税收管理政策，大胆创新，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浙江税收增长因素中，政策性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次创新，全国领先。
创新之一：实行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减少管理级次，市级财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财政，实现了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市县财政与地税合署办公不分家。相对于江苏的省管省辖市、市管县的管理体制和市县财政地税分开办公的模式，浙江的省财政对县财政具有较大的调控能力和调控余地，县也具有更大的理财自主权。
创新之二：省集中市、县财力增量的20%。从1994年起对市、县财力增量集中“两个20%”，即地方财政收入增收额的20%和税收返还增加额的20%。这样，既保证了市、县财力的综合平衡，又兼顾了省一级的调控能力。相对于其他省份按税种集中的办法(如集中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等税收增量的一半)，此举成功避免了某一企业、某一税种就决定一个市、县的财政命运的状况，可以更好地调动市、县的增收积极性。
创新之三：建立了分税制下规范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1995年开始，浙江对全省65个市、县实施了“抓两头，带中间，分类指导”的财政政策，就是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和财政状况，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实施不同的奖励与约束政策，规范制度，分类指导，以点带面，全面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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