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教语文九下教学用书：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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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这种以“偷”的形式进行的情感性发泄，获得的只是一点内在隐秘心理的满足，而在周围的社会群众看来，却只能是他从失败走向失败的一部耻辱的历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由“偷”到“打”，由“打”到“伤”，由“伤”而在身上、脸上留下“伤痕”、“伤疤”，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很多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我们现在常常把中国知识分子想得太严肃、太伟大，好像他们都在追求着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大目标、大理想，但据我的观察，实际上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那么宏大的志愿，那么理性的考虑的，他们也没有实际地实现自己所宣扬的社会目标的行动纲领和能力。有的仅仅是一点心理上的不平衡、不满足，当他们隐忍不住这点不平衡、不满足，便会做出一些平常人做不出的事情，说出一些平常人说不出的话，违反了社会的“常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不符合社会的常规，只是隐忍不住自己本能的冲动，所以连他自己也无法否认这是违背社会公德的，是不光彩的行为，是“偷”。但孔乙己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的，当他因“偷”而受惩罚的时候，他就一无可施了，他的失败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样吗？他们总是在本能上就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形成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甚至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并且总是带有向社会权威挑战的意味，但他们是脱离了社会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是没有任何实际的力量的，一旦被社会权威送上社会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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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就只好接受社会的惩罚了，并且连为自己辩白的理由也没有。因“偷”被“打”，因“打”而“伤”，所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脸上都留着这种被“打”的“伤痕”、“伤疤”。当我第一次见到著名诗人牛汉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是胡风分子”；当我第一次见到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涌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是右派分子”；当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导师李何林先生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曾因‘人性论’而受到批判”……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实，但却像“伤疤”一样贴在了他们的身上、脸上，成了他们的特点和标记。

孔乙己在权力世界、经济世界、劳动世界里都得不到同情和理解，都无法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只有儿童对他构不成精神的压抑，所以他对儿童便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凡是在现实社会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的人必然寄希望于未来，凡是自感对现实社会无能为力的人必然希望为未来服务。而体现未来的便是儿童：“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但是，一个在成人的世界受不到尊重的人难道就会受到儿童尊重吗？一个对现实世界毫无力量的人就会作用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吗？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这只是像孔乙己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制的幻象。孔乙己教给酒店小伙计写字，酒店小伙计在下意识中就看不起孔乙己，也不认为他有教导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因为在鲁镇这样的世界上，一个儿童希望自己成为“穿长衫”的，希望自己成为酒店掌柜，或者根本没有想过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却绝不会希望成为像孔乙己这样的落魄的人。他们在本能中就是依照前两类人的形象塑造自己的，而不是依照孔乙己的形象塑造自己的，他们也不会相信孔乙己能够把他们塑造成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因为孔乙己自己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写字”无法把儿童吸引到孔乙己身边，孔乙己便拿茴香豆给他们吃。这引来了儿童，但他却不可能更多地满足儿童们的这种需要，因为他的经济收入连自己的需要也无法满足，又有什么余裕满足儿童们的需要呢？“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由此我想到我，想到与我类似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成人的世界中，权力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经济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寒酸，劳动世界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孤独，只有还没有进入成人社会的青年和童年，不会对我们构成精神的和物质的伤害，因而中国知识分子在本能上就亲近儿童和青年。但儿童和青年会亲近我们吗？不会!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幸福的前途，而不可能愿意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亲近他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知识的灌输和经济的帮助。但“知识”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人生命运，他们对我们的所谓“知识”在本能上就是有所怀疑的；“经济”同样是我们所缺乏的，当他们真的需求我们的经济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惶急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

孔乙己的“偷”自然是发自于向社会权威挑战的隐秘心理，也就必然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他越是沦落到更深的悲剧境地，他的心理越不平衡；他的心理越不平衡，他就越是要向更高的社会权威挑战。这也是人性的必然。小不高兴骂爹骂娘，走投无路时就要骂天骂地了。这是人在内在意识中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反对皇帝的人感到与皇帝是平等的，反对臣僚的人感到与臣僚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实际上不平等地位的差距越大，这种寻求平衡的方法越是会遭到更惨重的失败。丁举人是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鲁镇人的最高权威。正是在孔乙己最落魄的时候，他偷到了丁举人的家中，结果是被丁举人的家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从此，他的生计更加艰难了：“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身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在社会上也是经常遇到的，那些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人，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腿走路，而是用自己的手，拖着自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艰难地爬行──他们生命的腿被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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