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教语文九下教学用书：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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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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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

孔乙己和丁举人同是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一个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穷愁潦倒，被人踩在脚下；一个中了举，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在短衣帮看来，孔乙己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简直是“发昏”，胆大妄为。“竟”本来是个普通的语气副词，表现动作行为超出常情，出人意料，用在这里却很有分量。一方面表示丁举人的霸道、凶残，另一方面表现了孔乙己穷途末路、冒死求生，处境悲惨。孔乙己的命运到底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这漫不经心，模棱两可的回答，透着一股刺人的凉气，说明了他们对孔乙己的冷漠。

小说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又是“大约”，又是“的确”，岂不矛盾？不然，仔细想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孔乙己既然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没有人关心他，谁能确切地知道他是死了，还是活着，只能说“大约”。孔乙己是一个好喝懒做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是爬也要爬到咸亨酒店来喝上一口的，然而从初冬到年关，到第二年的端午，再到中秋，又到年关，始终没见孔乙己来，看来孔乙己并非“许是死了”，而是“的确死了”这是很合乎逻辑的。结尾处这看似矛盾的词语更加含蓄、深刻地表现了孔乙己的悲剧命运，无疑这也加强了小说对吃人的封建制度控诉和鞭挞的力量。

（选自《名作欣赏》1983年第4期）

四、《孔乙己》叙事学评论（节选）（王富仁）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由这三个部分构成的，而在这三个部分中活动着的则是三种不同的人。那个“曲尺形的大柜台”后面的世界是属于“掌柜”的。他是一个商业的经营者，是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人。在“隔壁房子里”坐着喝酒的是“穿长衫”的顾客，是一些“阔绰”的有权有势的人。“掌柜”需要权力的保护，也需要从他们的消费中赚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不但“要酒”，而且“要菜”，所以，“掌柜”对他们有特殊的尊重也有特殊的招待，那个小伙计因为“样子太傻”而没有资格侍候这些长衫的顾客。而柜台外站着喝酒的则是一些“短衣帮”的顾客，他们是以出卖劳力为生的人，是“做工的人”。他们也是消费者，但消费水平有限，有的只花几文钱买碗酒喝，有的多花一文买一碗“盐煮笋”或者“茴香豆”，至多再花十文买一样“荤菜”。“掌柜”对他们不用特殊地照顾，还要在他们的酒里“羼水”。因而他们对“掌柜”也是不信任、不客气的：“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他们对酒店掌柜并不那么敬畏，而从他们的谈话中则可以听得出，他们对像丁举人、何大人这样一些穿长衫的人则是有着更多的敬畏之心的。但他们也不能忽视后一部分顾客，因为这部分顾客人数众多，是他们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普通老百姓对商人是不信任、不客气的，他们虽然有钱，但并不受到格外的尊敬。老百姓敬畏的是有权势的人。这使我有可能用现实人物和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解读《孔乙己》中的这些符码，并使之有了我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意义。我可以联想到很多很多我所认识的人，并对所有现实的人进行这种分类。他们作为“典型”不再是鲁迅那时的人的典型，同时成了我所实感中的人物的“典型”。

上述三种人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界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形式。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像不同的鱼生活在不同的水里，只要没有特殊的灾难发生，至少在精神上是没有严重的苦痛的。穿长衫的人获得人们的普遍的敬畏，并且有实际的权力可以维持自己的权威。孔乙己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被丁举人打折了腿。不论短衣帮还是酒店掌柜，都提不出任何异议，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力，是鲁镇社会的惯例。他们有“文化”，并由这“文化”换得了“金钱”和“权力”，实现了他们的“文化”的实际价值，在精神上也获得了基本的满足；“掌柜”靠卖酒赚钱，他对长衫顾客的特殊招待是经营的需要，往短衣帮的酒里羼水也是经营的需要，以经营的原则获得经营的利润，在精神上再也没有什么严重的缺憾；“短衣帮”靠做工维持生计，他们用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资料，靠“勤劳”，靠“节俭”，虽然无权、无势，也没有更多的金钱，但他们能够尽量避开与权力的冲突，也没有非分的物质享乐欲望，只要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还能继续维持下去，他们在精神上就没有不可忍受的苦痛。在鲁镇，几乎只有“孔乙己”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穿长衫”是“有文化”的标志，但在“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坐喝”的顾客那里，“文化”是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当“文化”同“权力”“金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化”似乎有着神圣的性质，它被人尊重，被人敬畏，受到全社会人的崇拜，但全社会的人尊重、敬畏、崇拜的是什么呢？是“文化”呢，还是“权力”和“金钱”呢？这在那种三位一体的形式中，是人们所难以直观感到的。只有到了孔乙己这里，“文化”才从“文化”“权力”“金钱”的三位一体的形式中被提取出来，“文化”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在中国社会上还被社会所尊重、敬畏、崇拜吗？不能了!那么，社会对“穿长衫”的人的尊重、敬畏和崇拜的是什么呢？是“权力”和“金钱”，而不是“文化”!“文化”在中国社会里，只是一种票证，持有这个票证可以领到“权力”和“金钱”，而一旦它没有了领取“权力”和“金钱”的功能，它就毫无用处了。所以，孔乙己的“长衫”是同那些长衫顾客的“长衫”迥然不同的：“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它没有含金量和含权量，既不威严也不阔绰。穿长衫的重视的是威权，酒店掌柜重视的是金钱，短衫顾客重视的是“劳动”，孔乙己重视的则是“话语”。如果说“长衫”是他的文化的象征，那么，他的“话语”形式就是他的“文化”的表现了：“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又脏又破的长衫”和“满口之乎者也”就是“文化”，这种“文化”同长衫顾客的“文化”没有不同，只是不再同“权力”和“金钱”相结合，它们仅仅在孔乙己的感受中还有其存在价值，是温暖他心灵的惟一的东西。但在周围所有人的眼中，它们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周围的人能感到“权力”和“金钱”的实际用途，却感觉不到“文化”的用途。在“坐着喝酒的长衫顾客──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站着喝酒的短衫顾客”的鲁镇酒店的顾客序列中，孔乙己是“惟一的”、不入流的，因而也没有他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没有被社会所认定的一个确定的身份。就他的自我意识来说，他是属于隔壁房子里坐着喝酒的长衫顾客的；但从他实际的处境来说，却是属于短衫顾客群的；而在短衫顾客群中，他又是穿长衫的，又是“满口之乎者也”的一个尤物。在过去，我们把孔乙己作为一个受到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一种解码方式，但这样的人已经在我们的时代消失了。通过这种编码形式，我已经无法把孔乙己编织进我的感受中去，无法使他在我的情感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他的那种“满口之乎者也”的话语形式，我却仍然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它的对应物。譬如我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使用的“叙事、叙事方式、换喻、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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