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工资改革-调薪三大障碍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就达3000亿元。而2000年以后，公费出国只增未减。
反观一向以高薪著称的新加坡，政府给公务员的薪金是他们的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如讲课和出书；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特殊待遇；部长甚至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才会政府派车，并且不能享受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
阳光工资待“阳光”
支持公务员加薪的另一条理由是——部门差距大，权力大小不同的部门，差距两三倍，甚至高达五六倍，刺激了部门的乱收费和私设“小金库”等违法乱纪行为。
2010年7月，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清理整顿机关津贴、补贴、奖金，规范公务员收入的通知》，把公务员收入的行业差、地区差，收入的不透明，津贴、补贴、奖金等众多非工资收入，都透明化，然后“统发”。这一举措被坊间称之为“阳光工资”。
北京市的“阳光工资”执行的是“三五八一方案”，即：月工资为科员三千元，科长五千元，处长八千元，局长一万元。
出台这一方案的初衷，是杜绝部门的乱收费和私设小金库等违法乱纪行为。
“因为要消灭小金库所以要加薪，这是一种很不合理的制度交换。”蔡定剑认为，这实际上是利用手中的权利为公务员加薪找理由，“把非法收入合法化”。
况且在公共财政没有建立起来之前，阳光工资能否杜绝隐性收入，也得画个问号。
“公共财政就是要财政的收支统一、公开、透明，并且应受到立法机关的批准，每个行政单位自己无权收取和支出。而现在的情况是，各级政府的预算不公开，‘小金库’更是各个单位的秘密，公务员的收入没有透明性。”不公开的这部分，作为公务员的隐性收入，有的单位大大高于国家的工资收入。蔡定剑认为，正是这一部分造成各单位收入差距拉大、腐败和分配不公。
从国家现行的工资标准来说，确实太低，应当提高收入，但从总体收入来看，各地公务员收入都高于当地中等水平。所以不应单纯地提高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关键是把收入合理化、规范化和公开化。
调薪谁说了算？
根据公开资料，2010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2010年GDP的13.52%。而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被供养人员所消耗。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共有国家机关干部(也就是“公务员”)653.67万人。
除此之外，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尚有400万事业编制或工人编制的准公务员，再加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商、派出、城管等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管理架构中，靠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人；1270万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实际已经超过7000万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福布斯》报告发布的“全球2010税务负担指数”显示，中国内地税负指数，仅次于法国名列全球第二。纳税人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
在美国，公务员要求涨工资，首先要经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而且奉行着“谁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的原则，即本届议会和政府通过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让下任官员受益。
所以，有学者观点认为：“各级公务员的支出是财政预算应明确列出的，公务员加薪属重大事项，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并且向社会公开。”
新加坡：被误读的高薪养廉
郭威
新加坡人自己不承认是在“高薪养廉”，他们认为，他们为公务员提供高薪，为的是吸引更多的精英人才加入公务员行列，高薪意在“引才”
高薪才能养廉，亦是公务员加薪的重要依据——由于体制转轨存在的制度漏洞，偏低的工资收入，助长了贪污腐化，不利于公务员队伍的稳定。
被中国官员和学者津津乐道的高薪养廉，最初来源于新加坡经验。根据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10年全球“廉政指数”，在被调查的159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廉政指数”排名第五，是亚洲排名最靠前的国家。
2000年，新加坡总理的年薪为194万新元(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部长为142万新元，政务部长或其他顶级公务员在110万新元左右，常任秘书约60万至70万新元，中级官员则为10多万新元。
“但新加坡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高薪养廉。”为弄清这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曾先后走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民行动党总部、国会议员和有关政府官员。“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重要的、颠覆我们观念的理论是，新加坡政府实行官员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养廉’，而是为了吸引人才。”
新加坡政府为了吸引杰出人物弃职从政，1994年开始实行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年薪与6个私营企业界前4名高级人员的平均工资挂钩的政策，部长和高级官员拿他们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的薪水，根据经济状况上下浮动。而这些精英一旦从政，就要放弃以前200万、300万，甚至500万新元的年薪。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务员都不可能是收入最高的职业，选择从政，应该怀有一种为民服务的精神，更多的是一种牺牲，而不是趋利。”蔡定剑如是说。
在殖民地政府时代，新加坡公务员薪水较高，但政府十分腐败。1965年独立建国时，遗留了巨大的财政赤字。
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当时就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为了减少开支，不得不大量削减公务员的工资，这个工资水平一直保持到1973年，此后才每年多发一个月的薪水，但整体水平仍然很低。
1994年新加坡实行顶级公务员高薪制以后，全国年薪在100万新元以上的公务员也只有30名左右。
更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真正开始实行高薪制以前，新加坡政府就已经解决了廉政问题。
根据1960年新加坡政府修改的《预防腐败法》，新加坡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给予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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