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部六省如何崛起的战略举措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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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财税政策支持
财政供给不足，一直是严重困扰中部地区政府的大麻烦之一。由于财政艰难，政府只好向纳税人伸手，提高税费征缴压力，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尽管中部地区的地价、房屋租金、人工工资、水电费等一般比沿海城市要低20%-80%，但繁多的税费摊派和官员的吃拿卡要以及行政低效率的损失却比沿海高得多。这使得投资经营环境难以根本好转。因此，要促进中部崛起，必须从财力上让中部地区休养生息。国家应比照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中部的武汉等老工业基地给予倾斜。要采取中央财政一般转移支付、国债项目贴息、豁免企业部分历史欠税、解决企业债务负担、剥离企业办社会及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支持中部地区加快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在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也不例外。东北地区经国家批准进行增值税转型，中部地区也应尽早开展试点。中部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长期以来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客观上由于这种分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三农”问题表现突出。应对中部地区采取税收倾斜政策，将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大部分留地方，以解决中部地方政府财政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有利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符合国家整体利益。
9、金融政策支持
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由于政策上的差异，中部地区缺少覆盖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作为中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的武汉构建新的区域金融中心的条件比较成熟。这不仅在于武汉历史上就是长江流域和内地的金融中心，而且在改革开放20多年间已积累了这方面的才富经验，更在于武汉市无论是资金分布密度、金融机构分布密度方面，还是同业拆借等方面，都已具备一些优势。把武汉建设成为华中金融中心，有利于中部、也有利于整个内地缩小与东部金融政策环境上的差距。
首先，从中部崛起的战略需要出发，建议在武汉成立中部开发银行。由于其分支机构和总行在同一区域内，对本地经济在资金上的贡献必定要大大高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分支行，从而能够有效地改变资金“孔雀东南飞”的状况。
其次，建设以武汉产权交易中心为枢纽的产权交易市场网络。武汉产权市场发展比较早，基础较好。与江浙等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不同，武汉是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国企改制也需要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实现产权转让。可以分层次发展武汉产权市场，优先发展区域性创业板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机制，由此带动产业基金市场的发展。
再次，支持在中部地区创办股份制银行和民营银行。以前对股份制银行和民营银行有较多限制，主要考虑怕出现金融风险。目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地区总部均设在武汉，有了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因此开办这类银行风险不大，而对本地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作用巨大。
10、规划和土地政策支持
首先要将武汉城市圈建设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和重点区域规划。城市是区域的核心，中部崛起的标志是城市的崛起。武汉在明清时期就位列“四大名镇”，几百年长盛不衰；在清末民初是中国第一大城市，1915年武汉三镇城市人口达170多万，比第二位的上海高出70多万；即使在20年前，武汉也是仅次于三大直辖市的全国第四大城市。但在国家实施沿海开放、浦东开发、西部开发等政策之后，武汉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下滑。要扭转这种趋势，除了武汉和湖北的奋力拼搏外，国家的重视和认真的规划必不可少。如果中部崛起是一局棋，武汉是一个重要的“眼”，武汉城市圈起着“纲举目张”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将武汉城市圈作为整个中部崛起的“发动机”和“火车头”来定位和规划，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全国重点区域规划中作出应有的反映。
其次要对中部地区给予土地政策支持。长期以来，沿海招商引资的重要途径是利用廉价土地，建立大量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而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实行了严格土地控制政策，形成“东部生病，中西部吃药”的局面，这对中部地区发展显然不利。中央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应优先考虑到土地使用政策问题。中部地区要加快发展，特别是要加快发展“块状”经济，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大量土地。中央应允许中部地区以省为单位，在确保区域内基本农田面积稳定、耕地占补平衡和农用地总量动态平衡之后，通过整理复垦、提高利用效率等措施获得的用地指标，以适应武汉城市建设和武汉城市圈工业园区建设之需。
（二）关于中部六省自主增长能力建设的建议
上述政策支持，只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中部地区在积极争取政策和外部支持的同时，迫切需要培育自主增长能力。特别是在新的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相应地应该更加均衡。中部地区作为我国人口众多的区域，应该成为我国新的高速增长地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区位优势决定了中部地区在承接、带动地区发展方面具有更显著的乘数效应；中部地区的产业基础决定了其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信息化和新兴工业化道路，则为中部地区实现崛起提供了现实的发展道路。在种种有利的发展条件下，中部地区在积极争取政策和外部支持的同时，迫切需要培育自主增长能力。
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思想观念对于经济的影响往往是持久和深刻的，或许是由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历史沉积过厚、过重，中部地区长期以来缺乏能导致市场经济活跃和发展的文化氛围。应该说，计划经济留给中部地区的遗产比较丰厚，然而在改革开放年代，中部人缺乏应有的激情、冲动和勇气，表现为：习惯于照搬上面的指示，或重复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口号；遇事中庸，不愿冒尖、不敢争先，喜欢住“中间”靠；因循守旧，满足于现状，处落后而不知落后；思维的优先原则是防错，而不是出新，凡事求平稳。这种精神状态形式上表现为对旧体制、旧秩序的依恋和对新制度、新秩序的惶恐，乃至抵制；缺乏发展现代商品经济所需要的那种商业精神和商业意识，如竞争的意识、“做大”的意识、危机的意识、冒险的意识，取得了一点成绩，就不思进取和发展，故往往虽有好开场，但免不了被后来者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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